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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紧急避险民事责任的承担
作者:平昌县人民法院     日期:2013-07-10


紧急避险制度作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刑法和民法中均有规定,在紧急避险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上两法的规定并无原则区别,仅在紧急避险过当的后果承担上,前者需负刑事责任,后者则负民事赔偿责任。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常有紧急避险引发的民事纠纷诉讼至法院,其核心即为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一、我国民事立法规定

我国目前对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仅有几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6条:“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行为人采取得措施有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二、紧急避险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防止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遭受的紧急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利益的行为。因紧急避险而引发的民事纠纷诉讼至法院后,法院在审查案件时必须要考量的就是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近日受理的一起涉及紧急避险案件,袁某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突然头上一截高压电线掉下,袁某为躲避高压电线而跑入了机动车驾驶车道,与躲闪不及的陈某驾驶的出租车相撞,造成袁某受伤的交通事故。袁某起诉至法院后,要求电力公司、陈某、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起由紧急避险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人身伤害案件,涉及到的就有紧急避险民事责任承担,如果强调由引起险情发生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则弱化了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为受害人谋求法律救济设置了障碍。往往在整个事件当中,受害人一般都是非常无辜的。引起险情发生人是通过主动的行为导致了险情的发生,避险人则通过对利弊的权衡作出了避险的措施,唯独受害人,对于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既无法逃避,也无从选择,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当然本例中,受害人与避险人系同一人,但由于系因躲避掉落下来的高压电线而受到车辆撞击,车辆所有人及保险公司均以此辩称不予赔偿受害人。受害人因无端受害在精神上已经遭受了打击,如经济上的损失亦无法得以弥补显然对其是极为不公的。

其次,过分强调由引起险情发生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强化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加大了受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和难度。受害人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受损后果和自己被避险人采取避险措施导致自己受损的事实,还需证明引发险情人具有过错行为的事实,若其中任一环节有失,则受害人很有可能只得忍气吞下因紧急避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受害人作为弱者的客观地位非但没有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改观,反而陷入更加不利之境地。

三、责任承担机制的建构

基于上述问题的担忧,有必要重新建构责任人引起危险的责任承担机制。“解铃还需系铃人”,属于立法的失误,理应通过立法途径予以解决。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有三种:一是由紧急避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由引发险情人负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三是由引发险情人负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在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时负垫付责任。

综合比较起来,第三种方案更为合理,更具有可行性,可以作为优先考虑的方案。理由如下:

首先,该方案既避免了第一种方案的武断,又克服了第二种方案的冒进,实现了引发险情人、避险人、受益人和受害人各方利益的相对平衡。

第一种方案仅由避险人承担受害方的责任,却放纵了真正的肇事者,这对受害人的损害弥补来说也许无关大雅,但对于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公正理念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伤害。尽管避险人承担责任后可能通过向引发险情人追偿的方式挽回自己损失,但将一个事件中的几方全都割裂开来加以对待,终不免落入武断的嫌疑,这与民众的思维习惯相距甚远,难以被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失去了大众支持的法律,注定要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将归于枯涸。

“共同结果说”对行为具体在何种态势下作出并不关注,只注重于数个行为共同导致的结果,并从结果推导责任。在紧急避险事件中,依照该理论,则对引发险情人和避险人的主观状况不加区分,无疑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同时,也加重了避险人的责任,将避险人应承担的责任等同于引发险情人的责任,这对避险人而言明显有失公正。同时,这一方案在实践执行中也不无问题,过于苛刻于避险人的责任,反而易导致其在险情发生时持漠然态度或迟疑不采取避险减损措施,从而扩大危险后果,无端消耗社会资源,造成更大的损失,故第二种方案也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既框定了引发险情人的第一位责任主体地位,又为受害方权利的保护设置了可靠的保证,同时避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其仅在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的条件下承担垫付责任,一旦引发险情人出现或恢复赔偿能力,避险人或受益人可即时主张权利。

其次,该方案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迅速消除纷争,防止出现损害救济上的空页。现代民法的着力点就在于维护弱者权益,使受害方的损失得以迅速、充分的弥补。而现实生活中由于引发险情人逃逸现象较为严重,现行立法又赋予避险人完全免责、受益人适当担责的权利,致使受害人的损害后果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纠纷久拖不决的另一后果是,受害人经常长时间上访告状,当投诉无门时甚至引发一些刑事案件,给社会秩序带来了危害。如果我们承认受害人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现行法律规定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开辟畅通的渠道。这对受害人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也一样重要。谁又敢保证,受害人的遭遇不会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光顾到我们自身头上?方案三的运用可以使受害人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更好地得到保护。同时,受害人据此主张权利时在举证责任分担上也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如果他经过必要的努力仍然不知道引发险情人尊姓大名家居何处,他完全可以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为由要求避险人或受益人直接承担垫付责任。于是,找到引发险情人并证明其行为导致了险情的发生的举证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避险人或受益人的身上,而这也更加吻合实际情况,因为面对险情并对之进行判断从而采取避险措施的人是避险人,他对引发险情人所掌握的信息肯定要比受害人多,如果避险人对引发险情人的身份状况和引起险情行为都无法举证,却一定要求受害人对此举证,仅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而且受益人作为因避险措施而直接获益的人,享受了利益就当承担风险,这完全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再次,该方案更有利于追究引起险情人的民事责任。按现行法律规定,受害人在无法找到引起险情人的情况下自身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如果对避险人和受益人科以垫付责任,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找出真正的责任人,并利用法律武器追究其赔偿责任。

最后,如无引发险情人的引发险情之举动,则无避险人避险之行为,两者一前一后相互关联,共同导致了受损后果的发生。另外,正是通过牺牲受害人利益的方式才保全了受益人更大的利益,故从法律上责成避险人或受益人在特定情况下承担垫付责任于理并无不当之处,避险人或受益人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

四、法律救济必须的法律程序

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必定要有一定的载体,合适的程序设计对保障受害人、避险人、受益人和引起险情人各方的利益均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利于审判机关公正司法。

受害方提起赔偿给付之诉时,其对被告有选择权。在责任人引起危险的情况下,受害方可同时起诉引起险情人和受益人、避险人,也可在寻求引起险情人赔偿未果而又符合引起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赔偿能力条件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受益人、避险人承担垫付责任。受益人、避险人承担垫付责任后即获得向引起险情人的追偿权。在自然原因引起危险的情况下,受害方有权同时起诉受益人和避险人,由两被告按上文所述原则各负其责。受害方还可单独起诉受益人,当受益人经法院审判且强制执行后仍有不能弥补的损失,受害方可再行起诉避险人分担损失,避险人承担了分担责任后,可向受益人行使追索权,受害方在避险人已承担分担责任的范围内不得再行向受益人要求赔偿。

综上,我国现行法律对紧急避险的规定仅有几条,在实践操作中难以全面地了解并掌握,而紧急避险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审判机关受理此类案件后,应综合审查案件材料,首先解决其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的怎样由各方当事人来承担其民事责任,本文的上述分析只是从紧急避险的极小点进行探讨,希望有助于在民事审判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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