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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义务保障
作者:cdelink     日期:2018-04-07

全省法院第二十一届

学术讨论会征文

 






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人民法院   周登科

二○一八年八月


作者简介:

周登科,男,汉族,平昌县人民法院书记员。电话:15802804300E-mail1196653140@qq.com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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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所以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课题,来研究在现实中如何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本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被害人权利保障概述;第二部分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的构成;第三部分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分析;第四部分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改进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些实际存在而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并且运用各种制度切实可行地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全文7943

主要创新观点:

我国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了刑事被害人享有当事人地位,但是对于被害人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原则制度却几乎没有,法律在被害人权利保障这块存在缺失,对被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本论文主要采用举例的方法来论述,详细地说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以及说明建立完善保障被害人权利制度的迫切性。本文通过对被害人现有权利的展开讨论,分析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所在,并且,从被害人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进行分析,研讨对策,给出完善被害人权利保障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完善被害人权利保障提供帮助。


 

以下正文: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只是一种程序性审查,但是对自诉案件的审查却已涉及到了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1。我国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了刑事被害人享有当事人地位(2)。也说明我国对被害人权利保障是相当重视的。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端是太过于偏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从《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疑罪从无原则等原则可以看出这点(3)。但是对于被害人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原则制度却几乎没有,法律在被害人权利保障这块存在缺失,对被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本论文主要采用举例的方法来论述,详细地说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以及说明建立完善保障被害人权利制度的迫切性。

一、被害人权利保障概述

“被害人是什么?社会各界对被害人的界定不一,犯罪学中被害人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即危害结果的承受者。被害人学上被害人是指遭受一定的损失或者损害者,或者危害结果的直接或间接承受者(4)。在国内外,被害人的界定也不一样。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则是指人身、财产或其他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人(5)。国外有学者认为,被害人包括本意上的一切被害人,从被害主体上讲,包括国家、地方机关、自治组织(自治区域)、团体、企业、家族、个人、对外关系(6)。被害人即违法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所侵害的对象,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社会各界都认同的。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的构成

什么是被害人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政治权利,指公民了解政府的情况,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权利(7)。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享有知情权的。我国相关法律中,没有关于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障的法律条文,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当被害人权利遭到损害时,如何采取具体的措施。这样被害人的权利就容易被损害,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时,通常只会告知犯罪嫌疑人,而不会通知被害人,也不会告知被害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与原因,这样做就损害了被害人的知情权。他们会认为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是一伙的,故意包庇、纵容犯罪,损害自己的权利,降低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上访上诉,这些事情一出现,司法机关与相关部门就会花更多时间跟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会造成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充分尊重、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司法机关责无旁贷的责任。

什么是被害人的控诉权?指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之后,有权向国家告发犯罪或者提出控诉,请求国家追究和惩办犯罪行为人,以维护其权益,这是被害人一项最为基本的权利(8)。被害人的控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大价值,我国每年大量的刑事案件都来自于被害人的控告、报案,而国家机关主动发现犯罪的案件较少,所以控告是国家发现犯罪行为最主要的方式,被害人的控告权在司法案件中也得到了发展,能够让被害人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控告权来控告犯罪,已达到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目的(9)。控诉权对被害人十分之重要,但在社会实践中,对被害人控诉权的保护却有很多的缺陷,比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一些证据不足,被害人又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来获取收集证据的控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却作不立案决定,或者他们之间相互推诿,这让被害人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被害人的控告权就无法使用,也得不到保障,被害人就会认为法律没有用,形同虚设,降低法律的威信。被害人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通过控告的方式,借用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来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然而法律却给不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来落实对被害人控诉权的保障。

什么是被害人参与权?所谓参与权就是指被害人有参加法律庭审,参加法庭调查等基本权利。被害人亲自到庭参加庭审,有利于法官作出适当的判决,更好更恰当的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为被害人挽回损失或降低痛苦。也使得法庭能够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更加真实的了解案件的过程,并对被告人作出相当的刑罚提供依据。司法实践中,大量司法案例表明,大多数被害人是不会选择出庭的,尤其是强奸、猥亵这类的刑事案件,这样就不利于法庭取证。法官没有当面听取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陈述,就不知道被害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就有可能作出不利于被害人的判决,损害被害人利益。要知道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10)。在具体的司法案件中,法官都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审判案件的,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是法官必须要做的事,而且还不能够让其中的任何一方感到法官是在偏袒另一方,否则就有失公平。当事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参加庭审,都会为法官判案带来一些麻烦。比如在强奸、猥亵等涉及到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中,被害人不愿意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想办法让被害人亲自出庭,实在不行就找了解案件情况的亲属代替其参加诉讼,向法庭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追求自己希望的诉讼结果。

救济权,是指原权利在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发生的权利,其目的其实在于救济被侵害的权利(11)。救济权在救济因犯罪行为而引起被害人的经济、精神损失等这些权利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了,罪犯本位的司法制度使被害人背上社会、精神和经济损失的额外负担(12)。被害人遇害后,被害人的家属往往不能维持生计,所以国家和社会在此时应该施以援手,从各方面来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属渡过生活的难关。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在国家、社会的共同的帮助下,快速摆脱犯罪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害人的救济权基于在实践中难得以实现的原因,所以建立国家和社会救助机制显得非常必要。

三、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

(一)法律意识淡薄是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主观原因

随着国家公诉制度的建立,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个人是低微的(13)。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几乎是没有法律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国家当然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忽视个人利益,这是中国早期的法律思维。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受教育水平低下、经济水平不发达、国民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都是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客观原因,以致于影响现在的人们。我国国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来都不觉得法律对自己有多重要,唯一要用法律,想起法律的时候就是自己被法律问题缠身的时候,或者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才想起法律的重要性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到自己国家公民的权利与利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签订了许多国际协议,要发展得更好就要融入世界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外国人、外国企业拥入中国,想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分一杯羹,这使得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国民自身的权利与利益了。毕竟,国家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对国家的发展与改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淡薄除了历史局限性的原因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地理局限性,即我国国民大多生活在农村。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即使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他们也意识不到这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没有违法侵害意识,更别提保护自身权利与利益的问题了。我国国土面积庞大,幅员辽阔,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刑事案件,以震惊全国的冤案赵作海案为例,就是典型的发生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农村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城市,所以农民根本不懂法律,更没有法律意识,所以当一些案件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根本认识不到这是违法行为,更不会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在农村加强法制宣传,加强法律知识宣讲是有必要的。这对农民认识违法行为,具备法律意识无疑是百利而一无害的举措。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赋予被害人的各种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保障,从而给被害人造成各种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

(二)司法资源有限、办案经费紧张、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客观原因。

目前,在我国法院体制中,法院的法官人数很少,各个法院都缺高素质的办案人员。法官人数少,刑事案件多,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原因,这使得各种刑事案件的质量不高。司法资源有限,使得各个法院的法官每天都会办大量的案子,这样法官每天都处在疲惫状态,也没有更多的心思与精力去专注于每一个案子,也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如果法院能够招录更多的法律专业人才来缓解法官办案的压力,那么法官也会花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一个案子上面,会更加努力的审案,必定会提高案件的质量。

在具体案件中,由于办案经费紧张、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也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为例,通常法院判决后,法院会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去执行判决,但是因为办案经费紧张,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显得很被动,很为难,判决了的案件却得不到执行,这让法官也感到头疼。执行不了,被害人的损失就挽回不了,就得不到赔偿,就会变成永久损失,永远磨灭不掉被害人心中的伤痛。在一些刑事案件中,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原本能执行的被告人的财产得不到执行,甚至有些执法人员因其不规范的执法行为而与被执行人发生矛盾、口角,引发打架斗殴事件,让被害人因此而遭受损失,使被害人遭受二次痛苦,这就与我们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基本目的背道而驰了。

四、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改进

(一)被害人程序性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1. 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知情权

知情权作为刑事被害人的一种基本的程序性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被忽视,给被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在法定的空间和限度内,权利应该受绝对的保护,任何权利侵害都应得到彻底的救济,否则权利的设置就会毫无意义(14)。知情权也是一种权利,而且在刑事诉讼中地位非常之重要,它是保障被害人权利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由于在现实的情况中,被害人知情权保障严重不足,而且极易受到损害,所以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相关制度:(1)相关单位应加强法律知识宣传,组织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主题的活动,特别加强对被害人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知识宣讲,让公民了解知情权,为更好更充分地让公民使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作准备。(2)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应该将案件的进展程度告知被害人,并且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确保、促使司法机关不折不扣地来履行他们应当告知案件进展程度的责任。当然合理的运用知情权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起到一种监督,也是人民行使国家监督权的一种具体表现。

2.给予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告人有上诉权,但是被害人却没有上诉权,这显然是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条款,却对保障被害人权利不利,在笔者看来这有失公允。笔者认为既然被告人与被害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那么就应该与被告人一样享有上诉权。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如果被害人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不服,他们去抗诉也得不到检察院的支持怎么办,他们又去哪里诉苦,去哪里维权呢?这也是司法案件中确实存在的情况。他们会认为法院不公,世上没有公平正义可言,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的现象。以前也有过法院法官被不服判决的被害人枪杀的案例,也有不服判决的被害人报复社会的案例。参与本身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15)。要更好的保护被害人权利,就必须让被害人参与上诉。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小心谨慎,所以我认为建立被害人上诉制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现实紧迫性。

国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法律必须作出有关被害人上诉权的明文规定,让司法人员与诉讼参与人依法办事,确保被害人上诉权的实现。(2)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一审判决作出后,法官应当庭口头告知被害人享有上诉权及上诉的期限,庭审结束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通知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诉。(3)在网络上建立当地法院专用网,定期定时将案件判决结果公布在网上,以便被害人查阅,行使上诉权;建立被害人上诉专用网页,将上诉程序公布在网上,让被害人在网上填写上诉所需的各种资料和准备上诉用的各种材料。在网络上将上诉繁杂的流程解决了,会给被害人节约许多时间,也免去了到法院服务大厅排队的时间,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同时又能达到被害人上诉的目的。通过以上的措施能够较好较完善的保障被害人的上诉权,在司法实践中也非常实用。

(二)  刑事案件被害人实体性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1.加强被害人的参与度,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遭受的痛苦是第二位的(16)。要使被害人在遭受不法行为侵害后减少其痛苦与心理压力,就要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度。因为大量的司法案例表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如何让被害人更加充分完备地参与到刑事诉讼过程中呢?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制定相应的制度:(1)司法机应关及时与被害人沟通,通知其及时出庭,参加庭审活动。(2)让被害人参与侦查、起诉阶段,了解案件的情况。(3)给予被害人查看案件材料的权利,让被害人充分的了解案件进展程度,让被害人明确知道自己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是否被法院采纳。保障被害人的参与度,能够让司法机关在阳关下办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实体权利,让被告人、被害人双方都信服法律,提升法律的公信力,捍卫法律的权威。

2.切实落实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保障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所进行的诉讼活动(17)。虽然法律能够惩治犯罪,但是有些时候,不同的刑事案件中,依据现在所有的法律制度却不能让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我国《刑法》上有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及没收财产的附加刑。但判处罚金对被告人来说,如果其是没有履行能力的人,那么这种判决等于空头支票,因为根本无法执行嘛,到头来被害人的损失依然得不到有效赔偿。即使是判处没收财产,在实际情况中通常会出现被告人转走自己财产的情况,被告人都是一贫如洗,其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正因为有这些阻碍的存在,被害人的损失难以实现。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障判决的执行:(1)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2)设立处罚兼顾赔偿制度,以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为换取条件,来降低自己的刑事处罚。这样有利于被害人又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双赢局面(3)建立社会组织,代表被害人与被告人进行调解的制度,被委托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赔偿被害人,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得到切实落实。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实施,虽然一直都是老大难问题,但是我相信通过以上这些措施,会解决相当大一部分执行难的问题。

3.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

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救助制度可以使被害人依照救助制度来从国家或社会获取应得的帮助,解决生活等基本问题,提供生活保障。还能够成为被害人心灵的寄托,被害人在绝望中还会想到国家有救助制度来救助自己,让被害人感受到希望。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往往因被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得不到补偿或不能得到有效补偿(18)。所以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大的作用在于能够使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帮助,解决其基础的生活问题;其价值在于能够让被害人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抚慰。建立救助制度的作用及其价值就在于此。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救助制度:(1)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可以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公开透明的为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捐款,充分调动社会正能量。(2)建立帮扶制度,政府可以指定当地企业或者企业自愿选定被帮助的被害人,主动为有劳动能力的被害人提供工作岗位。(3)设立专门的心理诊疗室,为被害人提供及时的心理治疗,让被害人在心理辅导师的治疗下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消除其悲观消极的态度,让其对生活充满希望,快乐的渡过一生。(4)对于因犯罪行为而没有劳动力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将其送至社会福利机构,由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帮助。(5)对于因犯罪行为而失去生命的被害人的家属,我们可以主动为其提供一些物质或金钱帮助。通过各种救助制度,从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救助被害人,让被害人获得救济,实现国家保障民生的基本目的。









(1) 熊秋红:《转型中的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2) 吴萍:龙淑娟,冯雪景,《浅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 江苏法制报/2015/2/12/004版。

     (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8 24~28

(4) 许章润,《犯罪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07,第123页。

(5)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 77页。


(6) 王建民,《被害人概念及其分类》,《政法论坛期刊》198901期 第42页。

(7) 应松年,《行政法学籍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版,第512页。

(8) 吴啓铮,《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出版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5卷 第2期 第55页。

(9) 陈唤忠,《刑事自诉调查研究》,出处《法律适用》,2012年。

(10) 胡亚金 ,《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的完善》,检察日报/2007/11/11/003版 第1页。

(11) 张永霞,《形事被害人救济权》,府谷县法院网 2009-11-261页。

(12) 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反思与展望”,《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第3页。

(13) 李国栋,《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096月,第16页。

(14) 詹建红,《程序性救济的制度模式及改造》,《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第194页。

(15) 雷连莉,《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有限上诉权》,载《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2006年第10期。

(16)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

(17) 陈卫东,严军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18) 杨光辉,肖宏未,《关于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检察环节国家救助制度的思考》,《法学杂志》200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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